总的来说，制宪主体运用制宪权决定国家的政治存在形式和类型，而制宪机关则代表人民表达符合这一制宪权意志的实定宪法，并以此为据，创制成文宪法规范。

本文所探讨的宪法司法审查制度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演进和体现。于是，在其之后，由戴高乐派起草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就希望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以期实现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

[30]虽然是三党妥协，但是这部宪法更多地体现了温和左翼社会党的意志，确立了议会主导的内阁制宪政体制，议会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23]在当时，虽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依然是议会主权（la souverainete parlementaire）的一元民主制，但是经过百年革命历程的洗礼，社会的革命激情逐渐沉淀，理性的政治反思也越来越多。[4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过了这次修宪，公民主体依然无法直接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具体的合宪性审查。这一判例宣告宪法委员会获得了对于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认定权、审查权和保护权。其次，公民主体或社会组织也获得了间接的提请违宪审查的权利。

其次，理事会成员在履行审查职能的时候，首先是要尽量协调议会两院的立场，如果两院立场一致则审查不再进行。在欧洲民间有一个说法：法国是欧洲的中国。[9] 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8条，行政许可条件需要在立法时一并设定，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行政许可条件，需要研究。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草案）》立法说明指出：行政许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依法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监督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关键词:  行政许可 名称法定 权力清单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如何认定行政许可，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基础性法律问题。2016年，中央编办在确定国务院各部门行政许可清单后，又汇总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项目清单，共783项，底数不清问题基本解决。[17] 唐纳德J. 布莱克认为，法律是一个变量，可以增减，在一种条件下比另外一种条件下要多。

[25] 季卫东：《法的根源与效果（代译序）》，载［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巨大惯性影响着法律的实施，行政许可法也不例外。

我国的监督途径很多，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等，但不足之处在于监督力量分散，合力不足。多数国务院办公厅文件都是经国务院同意或者批准发布的，起草主体往往是行业部门，制定程序相对简化，类似于立法法之前国务院批准＋部门发布类的行政法规。[18] 近几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号）探索规定了强制披露、信用、公示等监管方式。美国联邦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从预算、机构和法制等角度，力图解决各个机关孤独地存在、缺乏协调、欠缺全局考虑等问题，较好地优化了行政机构的决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62号）创设了非行政许可审批，规定：这些项目，主要是政府的内部管理事项，不属于行政许可。比如，《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8]（国务院令第412号）规定：为保证本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依法、公开、公平、公正实施，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对实施本决定所列各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等作出具体规定，并予以公布。[2] 胡建淼：《行政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72页。对于存量许可，通过大规模法律解释方式规范化，实际是关于行政许可的法典专项编纂，以这种立法的方式将行政许可清单法定化，也是推进立法精细化和填补此前特别法立法漏洞的措施。

行政许可法会始终面临法律规范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同步的现实, 面临其立法精神在实践中可能发生扭曲或被滥用的风险。因此，行政许可法实施后，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应该是划等号的。

关于特许、认可，有学者认为其并不是行政许可。第10条规定：境内生产者申请肥料临时登记，其申请登记资料应经其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向农业部提出申请。

[10]行政许可与高强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一）行政许可名称法定的可行性 1.行政许可名称法定的理论基础。三是放管服改革中，许多许可被取消，取而代之以备案，但备案如何设定，没有一个说法。1.行政许可的名称形式多样。[35] 该条文内容为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特别法如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规定了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没有规定行政许可名称，而这逐渐成为行政许可法最大的漏洞。

[41] 金伟锋主编：《中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在过去多轮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法制办地位不升反降。

三、行政许可名称法定的制度构想 行政许可名称法定是解决好存量行政许可不规范和增量行政许可设定脱法问题的重要路径。此外，行政许可的认定标准模糊，监督标准也因此而模糊，权力清单编制、非行政许可审批清理等工作受制于此。

二、行政许可设定脱法的原因 行政许可名称泛化，是行政许可法实施效果不彰的表象，其背后是行政许可法对特别法的拘束力较低体制上，既有担当统筹、协调、监督的统一权威架构，即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又有从合理分工需要、现有职权配置和分层的现实出发的区分式具体管理架构，即国务院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网络安全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同时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网络安全保护和监督管理职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网络安全法》管制规范的实施，无论是其机构管制权力或职责，还是关于运营者的法定义务规定，还是包括用户在内的其他主体的对应义务或特殊保障权利，首先应该合乎处于法律体系最高位置的目的，目的构成一部法律的基本限定。也就是说，网络安全不只是某种绝对单纯的技术安全或行为安全，而应该是网络空间产生的或带来的与法律利益息息相关的网络安全，这些法律利益或者存在于网络空间本身，或者透过网络介入或者活动而被连接到。3.多方共同治理 鼓励政府部门、网络运营者、网络行业组织、用户等多方共同参与，根据各自的角色参与到网络安全治理工作中来。第四十七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对有害信息有加强管理义务，发现情况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措施防止扩散，并且保存记录并报告。

体现为认证、检测、风险评估、支持管理创新等手段。最后，设定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尽职管理的保障义务。

三、我国网络安全管制架构：概念、原则和事项的分析视角 我国《网络安全法》的治理基础，系以一个更加多层次的综合化的网络安全概念为面向，重在强化国家对于网络安全的管制力。包括：（1）严格保密信息和健全信息保护制度。

所以，很长时期以来，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安全的治理不应该有特殊性，从管制基础和范围来说，只需将一般法律关于安全的治理规则推及网络空间即可，这些法律如国家安全法、刑法、侵权法中的有关安全的规则等，没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来确立一套所谓的网络安全专门管制体系。我国特别强调，要从网络主权高度来看网络安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认为随着全球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和持续推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互联化、泛在化为特征的网络社会逐渐向国际空间化方向发展，为网络安全带来了主权空间化意义的新内涵。

以对网络安全立法比较谨慎的美国为例，关于网络信息安全这一块除了得到许多州法支持之外，也比较早获得一些联邦立法支持。为此，本文下面拟就我国《网络安全法》确立的网络安全管制的基础、内容框架及其限定性问题进行重点探讨，以期提供有益的参考。美国在2015年《网络安全法》（该法重点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制度）之前，就将关键基础设施视为网络安全核心的组成部分，联邦立法虽然一直在努力，但是进展并不顺利。这里只简单阐述《网络安全法》本身的目的和体系限定要求。

（2）合规收集和使用信息。网络安全治理上升到战略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于：网络安全治理体系不同于一般治理体系，网络安全对于所置身的网络信息化事业本身具有战略基础价值，是关系国家网络事业发展、维持和强化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和保障，因此网络安全治理本身也同样必须具备与这种基础性相匹配的战略高度。

同时应当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首先，规定网络运营者负有多项信息安全保障义务。

法律保留的思想产生于 19世纪初，公认为是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所倡，其含义是指在特定范围内排除掉行政自行作用。另一方面，基于网络架构的特殊性，除了对政府主导的网络可以直接立法强化其安全增强要求之外（例如美国《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包括政府之间网络信息共享、国家应急响应、安全评估和报告、安全人事计划等），对于政府控制以外的网络空间，则或基于最大限度尊重商业经营自由和选择的考虑，或基于规则有效的考虑，转而寻求政府与企业共治，通过立法引导和建议，在此问题上引导建立信息共享、应急响应、企业安全人事等机制。